谈话录——我的文学人生

王安忆、张新颖著/人民文学出版社/2011.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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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自己当然不能这么说自己，只是我觉得我和他们比较起来大概有一点不一样，我自己觉得我比他们喜欢写。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并不怎么喜欢写，好像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那样地写。我感到我喜欢写，就这点不同，别的我就没觉得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。写作是一种乐趣，我是从小就觉得写作是种乐趣，没有改变。

我是一个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生活就已经定局的人，第一个是结婚了，婚姻是很重要的，还有一个是写作，生活和事业都已经找到了归宿。回忆起来，在此之前很折腾，真的很折腾的。人在彷徨和苦闷的时候，往往到感情里边找出路去，情感是没有出路的，这点我很清楚，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没有写小说，仅仅是结了婚的话，我的婚姻生活也不会幸福的。但是如果光写小说没有婚姻生活也不行，因为写小说太寂寞了，没有婚姻是不行。我在差不多时候都完成了，就开始好好地写东西，好好地生活。

现在的小说是写在笔记本上的，有的是活页本，有的时候是笔记本。我倒并不是保存，放在家里都碍事得很。我只是习惯打草稿，一遍草稿再一遍誊抄，我不会直接在格子纸上写的，格子纸上不会思考了。而且我很重视第二遍，第二遍其实很享受，享受自己的成果嘛，当然也是一个润色的过程，可以很冷静地很客观地再做一遍。写作这件事本身是没有什么色彩的，它很单调，就坐在那写字，而且其实也不像想象当中那样会有那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，因为都是一个人在工作，你没有什么人可以交流啊，和你一起共同做啊，就是一个人，其实写作生活是很单调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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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的人，也可能是我经常生活在一种很孤独的状态，无法参与，只能看，看变成一种生活。我很难去采访什么东西，因为被采访者总是需要写一篇表彰他的文章，所以我一般都是不明确目的，走着瞧，说不定哪个地方会成为你小说的舞台。我觉得所有的作家都有一种懦弱的天性，生活的勇气不足，他只能隔岸观火。我也真的是觉得很好看，有的场景真会觉得非常好看，哎呀，就会觉得这地方隐匿着某种戏剧。有的时候看到某些情景会非常非常激动的，比看见事实还激动。

我经常强调逻辑。你想怎么能没有逻辑呢？因为你写的就是生活，至少在表面上要相似生活，生活的逻辑是很强大严密的，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的演进。逻辑很重要的，做起来很辛苦。为什么要这样写？而不是那样写？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，而不是那样发生？你要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，这是很严格的事情。

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，它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，按着纪律推进，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。小说就是看枝节，然后才会比较丰满，比较均衡，逻辑在这种地方会给你生出很多枝节。铺排的秩序、结构，就是逻辑。这种逻辑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经验，要进行理性的推理。小说是不讲目的论的，太简单就没有小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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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经常说其实艺术家同时就是工匠，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家里边没有工匠，也可能是社会分工之后出现的问题，人们普遍觉得工匠太低级了，其实艺术家都是工匠，都是做活。工匠做东西和自己特别没关系，他很肯定，我就是要做一个椅子，艺术家从来不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，而是强调他的心灵受着什么样的思想迫使。古代的艺术家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，他只是要做一个活计，可他的个人风格却形成了；今天的艺术家都知道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，最后风格却没有了。

千万不要觉得工匠是贬低的意思。在中世纪的时候艺术是表现他者的，就是神，而今天，民主的社会，艺术者没有他者了，只余下自我。他者就是创造对象，我要创造一样东西，那东西和我主观的东西不是有直接关系的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实在与自己拉得太近，比如说我今天不高兴，那我就要表达一下我的不高兴，主观性太强。

而且现代社会咨询那么发达，每个个人都受到那么多集体暗示，还有什么个别的性质，除非一个人有特异的禀赋，这个特异的禀赋真的很难产生，我觉得现代出精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。一个人只有在和外界不怎么接触的环境下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，接触的面太大就合流了。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单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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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很少的，三十岁还没进入职场写作就退场了。我觉得一个是反叛，还有就是政治不稳定，还与我们没有发生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系，其实西方现代媒体也是很发达的，可是他们在整个浪漫主义运动里已经培养起了书评、画评、乐评、剧评，已经形成经典批评的传统了，即便是有媒体出来喧嚣也不要紧，它还有一个更加主流性的评介，似乎我们中国没有这个酝酿评介系统的过程，就直接进入媒体时代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什么文艺批评哪，就是媒体啊，没有严格的批评，这是一个原因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，你看西方作家作品都是那么套着来的，你会觉得他们没有独创性，而我们特别强调独创性，过于强调独创性。我说文学家就是工匠，就是在做活，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，但这个量也需要一代人，甚至几代人去完成。我们强调独创性，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这是一个动机的标准，而不是一个衡定性的标准。不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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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宗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有宗教吧，你会接受，你会平静很多。在法国，我就看到，那是在一个最底层的地区，也有一个教堂，那些神父很尽责。我在想，这都是最穷的人，他给她做心灵的抚慰。我们现在就没有一个地方，可以让你先生出一种尊敬、信任，然后把我的苦水倒给你，让你来告诉我，告诉我不是怎么去争取福利啊争取补助，是让我来怎么接受这一切。中国人没有宗教，心中的疾苦只有自己承受。

我写《长恨歌》，写《我爱比尔》，我心里面都感到有点矛盾，好像觉得我要不写他们的话，他们那些故事那么有戏剧性，我好想要写，可他们都不是我理想中的这种人性，那么我怎么处理他们，那就只能批判。我觉得到今天，一个作家吧，一个像我们这种资质比较一般的作家，只能走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，你要走浪漫主义谈何容易呀，很难浪漫的，像雨果这样的浪漫主义，需要很强大的生命力，要在批判之后再能够建设起来。真的是你很难浪漫起来，所以我们走来走去，就是走在这个批判现实主义的路上。其实我个人是不喜欢批判现实主义的。这是我心里面感到的我的写作的一个很大的、很难挣脱的东西。

其实在《长恨歌》之后，我企图做的就是，写正常生活里的力量。所以称为常态，就因为它的衡定性，其中是有着极强大的，同时又隐匿的理由，这可说是生活的密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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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这些小孩子对文学的理解好像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，就像我们要做文学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平凡的东西，而是要找一个不是常见的东西，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超出平凡的东西，这个东西蛮难找的。现在人特别强调平凡的东西，特别强调普遍性的东西。毛病不知道出在什么地方，我就感觉现代人吧，他们处的这个时代不太好，这种环境好坏都不分了，历史也都被扭曲了，好比说现在的广告，总是在讲上海三十年代的风情啊什么的，这种东西的格调不高的，有什么好去怀念的呢？但是这种所谓风情现在就变成一个追求了，大家竟然把它当成是一个现代性的东西了。

苏童余华这些人都是有虚构能力的。什么叫虚构能力？就是在现实之上自行构建一个存在。我对现在的孩子感到失望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完全不虚构，只是描摹现实，甚至于他们的东西掉到了现实以下去了。现在人们喜欢非虚构的东西，不喜欢虚构的东西。我在想，非虚构的东西，多少有一些是供你猎奇的。由于它是真实发生，使人们对其传奇性的要求降低了一些，变得容易满足。但是，虚构不虚构却是衡量一个作家好和不好的区别，一个不想虚构的作家，就和新闻记者差不多了。一个好的作家，一定是有欲望虚构的，因为这是一种能力，或者说天分，或者说理想。写作者总是应当描绘一个乌托邦，开拓精神空间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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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这样讲下来，你想想自己写作的历程，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吧？

答：总算没有走到太差的地方去，基本上是越走越好。这点我心里面还是明白的。我觉得现在写得比以前好，这点我基本肯定。

2018年2月9日星期五阅读摘录